关键词：民族主义，社会达尔文主义

没有斐迪南刺杀案，也许就不会有第一次世界大战。但是仅有斐迪南刺杀案，也断断不会有世界大战。只有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看，才能找到战争的源头。

1914年的战争就象一座巨大的古鼎。文明世界在鼎里面，被血浸泡，被火煎熬。上千万的尸骨在血海火湖中被溶解得无影无踪。在这邪恶之鼎的下面，是它的三条鼎足。

第一个支柱是民族主义。

在中世纪，民族主义在欧洲完全不存在。一块领土可以作为嫁妆，在王朝之间转移交接。没有人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。基督教的十字架笼罩着欧洲，国家-民族共同体还只是虚幻的存在。宗教改革后，统一的基督教不复存在，国家的权力则开始迅速崛起。在这种大背景下，民族主义的根芽在茁壮成长。到法国大革命期间，民族主义开始定型，逐渐发挥其无远弗届的威力。此后的一百年内，它更成长为一头凶猛的野兽，吞噬了整个欧洲。民族主义直接导致了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，永久性地改变了欧洲的局势。

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.安德森在《想象的共同体》一书中，认为“民族”本身是一种文化的人造物。现代的美国人可以这么说，但1914年的欧洲人决不会做如是想。对他们来说，民族已经取代了上帝，成了新的精神图腾。对他们来说，民族不再是一个抽象的词，也不是什么人造物。民族成了比文明更伟大的不朽存在。一些人愿意为法兰西民族而死，一些人则高唱《德意志高于一切》。20世纪的欧洲人，为同一出歌剧鼓掌，为同一本小说流泪，为同样的文明成就而自豪，但他们却献身给不同的精神图腾。为了这些图腾的荣誉和利益，他们有义务彼此杀戮。

民族主义曾经是生气勃勃的历史推动力，但在20世纪初的欧洲，它已经堕落成了野蛮信仰，教唆人们去恃强凌弱、滥杀无辜。一个普通的德国青年，平时可能是一个和蔼的父亲、多情的丈夫、温良的邻居，怎么也不会想起拿着刺刀捅别人的肚子，但是一旦有人在他耳边吹起“德意志民族”的号角，他就能瞬间蜕化成野兽。就是这样的青年，簇拥在一起，向1914年冲刺。几百万尸体、崩溃的国家，就是终点的彩带。
　　
1914的另一个支柱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。

达尔文的进化论发布后，引起了一连串的巨大的反响。它对社会意识方面的影响，甚至超过它对科学的贡献。一些对生物学知之不多，对社会学所知更少的半吊子学者把它引入了社会领域。达尔文卓越地解释了野兽的进化。这些学者就干脆教唆人们披上野兽的皮毛，互相吞噬，以这种可悲的方式来诠释达尔文的学说。

从十九世纪下半叶起，欧洲人就迷恋上了社会达尔文主义。这些欧洲人深信，文明世界和非洲草原并无本质区别。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统治一切。整个世界无非是一场零和游戏的巨大舞台。成功者的收益就是失败者的损失。他们尚不敢将此法则公然引用到民族内部。但在民族主义的大力帮助下，他们宣布所有的民族都不过是茹毛饮血的丛林斗兽。[color=Red]民族要想生存，就要摧毁其他民族的生存，至少也要让其遍体鳞伤，苟延残喘，从而无力危害自己。[/color]

这种思想象巨大的瘟疫一样在欧洲四处蔓延。[color=Red]所有的大国都渐渐相信：自己要想幸福，最好的办法无过于让别人受苦。[/color]公平地说，这种野蛮思想并不全是社会达尔文主义造成的。它有自己更深远的历史背景。但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它最完美的理论表达。
　　
1914的最后一个支柱则是恶化的政治局势，这也是世界大战的直接推动力。

从拿破仑战争之后，欧洲享受了一百年的和平（1815-1914）。在这一百年内，欧洲大国之间战争持续的时间只有三年半。（见阿瑞吉《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》）而这些战争的规模和破坏力也相当有限。这种长期和平要归因于英国的霸权地位。在欧洲，英国的霸权地位不是靠武力来实现的。它依赖的是主要是一种软性力量。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动者，它也是世界经济的轴心、金融体系的枢纽、欧洲秩序的协调者。它就象欧洲的太阳，所有的行星都围绕着它运转，吸收着它散发出的光和热。但是随着新工业国的崛起，民族主义的高扬，英国的霸权地位摇摇欲坠。太阳黯然失色，失去了中心的行星开始互相冲撞。星尘弥漫，无序蔓延。新的稳定系统形成需要漫长的时间、惨痛的代价。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个体系崩塌与重建的苦难进程。

1914年的欧洲就是一个面临瓦解的太阳系。各种矛盾纠缠难解：德国想成为新的世界霸主；大英帝国则想继续当世界霸主；俄国想得到更多的土地；法国害怕德国；奥匈帝国则害怕俄国；意大利则想要把自己卖个好价钱。

[[i] 本帖最后由 伊藤博文 于 2008-2-25 14:01 编辑 [/i]]